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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學思想史研究中的“瓶頸”及其突破

[2015/4/11]
與儒學、道家、佛學乃至于墨家、法家等諸子學術的研究相比,有關兵學的研究,顯然是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成果為數不多姑且不論,即使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中,質量上乘、體系嚴整、見解獨到之作亦屬鳳毛麟角。更多的是詞條的擴大與組合,可又沒有詞條來得科學與準確,猶如“什錦拼盤”,看不出兵學思想發展的脈絡與規律,見不到兵學家、兵學典籍所蘊涵的時代特征與文化精神,在整個學術思想研究的大格局中,很明顯被邊緣化,無法“預流”。

兵學思想史研究的“后天失調”,還表現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長期以來在專業素質構成上一直存在著種種局限,并不能很好地適應兵學思想發展史研究的特殊要求。軍事史從本質上講,是歷史與軍事兩大學科彼此滲透、有機結合而形成的交叉學科,這一屬性,決定了兵學思想史它其實也是軍事史與思想史的綜合與貫通,這一學術特性,對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他們最好能具備歷史與軍事兩方面的專業素養。

秦漢以降,迄至今代,各個時期的兵學思想發展一樣都有其特定的主題和優先的重心。這些不同時期的主題與重心,就是我們在從事中國兵學思想發展歷史研究時應該加以特別關注與充分討論的內容。孫子有云:“備前則后寡,備后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孫子兵法·虛實篇》),這對于兵學思想史的研究同樣富有啟示意義,即在研究過程中,要切忌面面俱到,平鋪直敘,而必須以揭示和深化不同時期兵學主題為中心,以點帶面,提綱挈領,從而準確地呈現兵學思想發展的脈絡,把握兵學思想研究的關鍵。

有幸承蒙南京大學蔣廣學教授的信任,被賦予承擔《中國兵學思想發展史》撰寫的重托。當時覺得自己有多年從事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的經歷,在某些問題上多少有些許心得,加上合作團隊中魏鴻博士、熊劍平博士等人皆為學有專攻、功底厚實的中青年才俊,遂坦然接受,為王前驅。然而,一旦進入真正的寫作階段,方知完全不是原來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以至于舉步維艱、左支右絀,延宕至今尚無法交稿具結,實不勝愧怍,無地自容。這真的是印證了顧頡剛先生的一段名言:“讀書三年,天下去得;再讀三年,寸步難行。”

《中國兵學思想發展史》一稿進展遲緩,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自己陷于行政瑣務雜事之漩渦,未能做到心無旁騖,學術積累相對不足,研究能力平庸愚鈍之外,我認為還和兵學思想史本身的屬性和特點有關,與該領域研究現狀與局限有關。這些問題直接制約著它的研究走向深入,成為我們順利完成《中國兵學思想發展史》撰寫的一個“瓶頸”。

與儒學、道家、佛學乃至于墨家、法家等諸子學術的研究相比,有關兵學的研究,顯然是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成果為數不多姑且不論,即使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中,質量上乘、體系嚴整、見解獨到之作亦屬鳳毛麟角。更多的是詞條的擴大與組合,可又沒有詞條來得科學與準確,猶如“什錦拼盤”,看不出兵學思想發展的脈絡與規律,見不到兵學家、兵學典籍所蘊涵的時代特征與文化精神,在整個學術思想研究的大格局中,很明顯被邊緣化,無法“預流”。

但是,兵學思想研究不能盡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簡單地責怪學者,問題還是出在兵學學科的自身性質上。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是這個道理。

在《漢書·藝文志》中,兵家并沒有被列入“諸子”的范圍,兵學著作沒有被當作理論意識形態的著述來看待。“諸子略”的“九流十家”中,兵家無法占據一席之地,完全被排斥之外。當然,兵書也有它自己的學科歸屬,即“兵書略”,但是它的性質實際上與“數術”、“方技”相近。換言之,《漢志》“六略”,前三“略”,“六藝”、“諸子”、“詩賦”屬于同一性質,可歸入“道”的層面;而后三“略”,“兵書”、“數術”、“方技”又是一個性質近似的大類,屬于“術”的層面。“道”的層面,為“形而上”;“術”的層面,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講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為玄虛,講求實用,講求效益,于思想而言,相對蒼白;于學術而言,相對單薄。所以除了極個別的兵書,如《孫子兵法》之類外,絕大部分的兵學著作,都鮮有理論含量,缺乏思想的深度,因此,在學術思想的總結上,似乎很少有值得關注的興奮點存在,而為人們所忽略。

這一點,不但古代是如此,即使在當今幾乎也一樣。坊間流行的各種哲學史、思想史著作,很少設立討論兵學思想的專門章節,個別的著作即便列入,也往往是一筆帶過,如同蜻蜓點水,淺嘗輒止。總之,在這樣一片貧瘠的土地上,要開出絢麗之花,長成參天之樹,就有些勉為其難,道理就這么簡單。由此可見,兵學思想的研究,從學科性質上考察就有相當的難度,而一定要從工具技術性的學科來發掘“形而上”的抽象性質的思想與理論,則不免會教人多少感到失望。

其次,與儒學因應道教、佛教的挑戰,不斷更新其機理,不斷升華新形態的情況有巨大的不同,兵學長期以來所面對的戰爭形態基本相似,戰爭的技術手段沒有發生本質性的飛躍,大致是冷兵器時代的作戰樣式占主導,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時代出現火器,作戰樣式初步進入冷熱兵器并用時期,但即便是在明、清時代,冷兵器作戰仍然占據著戰場上的中心位置。這樣的物質條件與軍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兵學思想的更新與升華。即使有所變化與發展,也僅僅體現在戰術手段的層面,如明代火器的使用,引發戰車重新受到關注,于是就產生了諸如《車營扣答百問》之類的兵書;同樣是因為火器登上歷史舞臺,戰爭進入冷熱兵器并用時期,這樣就有了順應這種變化而出現的《火攻挈要》等兵書和相應的冷熱兵器并用的作戰指導原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局部的、個別的、枝節性的發展變化,并沒有實現兵學思想的本質性改變、革命性跨越。從這個意義上說,明代茅元儀《武備志·兵訣評》所稱的“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后孫子者,不能遺孫子”,一方面的確是準確地揭示了《孫子兵法》作為兵學最高經典的不可超越性,但同時也曲折隱晦地說明了兵學思想的相對凝固性、守成性。

沒有問題對象的改變,就無法激發出發展更新的需求,而沒有新的需求,思想形態、學術體系就難以被注入新的生機,就會處于自我封閉、不求進取的窘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今天要從學科發展的視野來考察兵學理論的遞嬗,顯然是會遇到極大的障礙,而要總結、揭示這種演進的基本規律與主要特征,更是困難重重,充滿挑戰了。這方面,即便如當下最權威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在各斷代軍事思想的領條中,也只能橫向地不斷重復諸如戰爭觀上區分了“義戰”與“非義戰”的性質,作戰指導上強調了“避實擊虛”、“因敵制勝”之類的套話。先秦領條這么講,秦漢領條這么講,到了明清的領條,還是這么講,千篇一律,缺乏發展性,沒有創新性,特別沉悶,非常呆板。應該說,這種局面的造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其研究對象本身停滯不前、自我封閉所導致的邏輯結果。

以上說的,如果指的是兵學思想發展的總結歸納存在著明顯的“先天不足”的制約,那么以下我們還應該更清醒地注意到,這種歸納與總結,還有一個“后天失調”的重大缺陷。

從“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到“彬彬多文學之士”,這是中國文化在人才觀取向上的變化趨勢和顯著特征。陽剛之氣概逐漸消退,而柔弱之風彌生,“崇文輕武”的社會風尚之下,軍人就不復為先秦貴族社會條件下熟諳“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武士,而逐漸成為了一群可以隨時“驅而來,驅而往”的“群羊”(參見《孫子兵法·九地篇》)。這樣的群體,在文化知識的學習與掌握上自然屬于“弱勢群體”,他們文化程度不高,知識積貯貧乏,閱讀能力有限,學習動力缺乏。如果兵書的理論性、抽象性太強,那么就會不適合他們閱讀與領悟。所以,大部分的兵書只能走淺顯、平白、通俗的道路,以實用、普及為鵠的。由此可知,兵學受眾群體的文化素質和精神需求上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兵學思想的精致化、哲理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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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要從后世經典的注疏水平,與儒家、道家乃至法家經典相比,其滯后、淺薄實不可以道里計。兵家的著述在注疏方面,絕對無法出現諸如鄭玄之于《禮記》、何休之于《公羊傳》、杜預之于《左傳》、王弼之于《老子》、郭象之于《莊子》這樣具有高度學術性,注入了創新性思維與開拓性理論的著作,而往往是像施子美《武經七書講義》、劉寅《武經七書直解》這樣的通俗型注疏,僅僅立足于文字的疏通,章句的串講而已。即便偶爾有曹操杜牧、梅堯臣等人注孫子的成績聊備一格,但是它們的學術貢獻與價值,依舊無法與王弼、鄭玄等人的成就相媲美。而這種整體性格局的滯后與粗疏,自然嚴重影響到兵學思想的變革與升華,使兵學思想的呈現形態失去了值得人們激發熱情、全力投入研究的興奮點與推動力,往往只能在缺乏高度的平臺之上作機械性的重復,這顯然會導致兵學思想整體研究的嚴重滯后。

兵學思想史研究的“后天失調”,還表現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長期以來在專業素質構成上一直存在著種種局限,并不能很好地適應兵學思想發展史研究的特殊要求。軍事史從本質上講,是歷史與軍事兩大學科彼此滲透、有機結合而形成的交叉學科,這一屬性,決定了兵學思想史它其實也是軍事史與思想史的綜合與貫通,這一學術特性,對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他們最好能具備歷史與軍事兩方面的專業素養。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樣的復合型隊伍自古至今似乎并未能真正建立起來。熟諳軍事者,歷史知識、哲學思辨卻往往相對單薄,這不免導致其討論難以上升到理論思維的高度,“浮光掠影,淺嘗輒止”;而通習歷史者,卻缺乏軍旅活動的實踐經驗,這當然會造成其所研究的結論多屬門外讀兵,不著邊際,可謂是“隔靴搔癢”,甚至于“郢書燕說”“張冠李戴”。如《禮書通故》一類典籍中有關“偏”的考據,就近乎盲人摸象,花費大量精力考證一“偏”的戰車數量,提出莫衷一是的“九乘說”、“十八乘說”、“二十七乘說”、“八十一乘說”等說法,這除了徒增紛擾之外,實在看不出能真正解決什么問題。

正是因為兵學思想史的研究,讓軍事學界、歷史學界兩大界別的人士都不無困惑、深感棘手,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愿意身陷這個泥淖。宋代著名兵學思想家、經典兵書《何博士備論》的作者何去非,盡管兵學造詣精深,又身為武學教授(后晉升武學博士),但自上任之日起就不安心本職工作,曾轉求蘇東坡兩次上書朝廷,請求“改換文資”,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為文官,由武學博士轉任為太學博士。何去非的選擇,就是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這種研究隊伍的凋零沒落、薪火難傳,恰恰證明了兵學思想發展史研究確實存在著難以擺脫的困境,也是在今天需要亟待突破的“瓶頸”。

面對兵學思想研究中的這些“瓶頸”,如何突破?怎樣超越?當然是不可以一蹴而就的,無論是學術積累上,還是研究能力上,我們在今天的條件下,都還不具備完成轉型、實現升華的基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因此而放棄探索、不思進取,恰恰相反,我們必須直面這些問題,“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盡可能進行必要的嘗試,起到鋪路石的作用,為今后兵學思想史研究的進展與成熟,打下一定的基礎,提供足資借鑒的經驗。

我個人認為,要突破兵學思想研究中的“瓶頸”,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努力值得去展開。首先,必須積極嘗試研究角度切入點的重新選擇,轉換習以為常的研究范式,改變陳陳相因的研究邏輯。具體地說,就是實現研究重心的轉移,變以研究軍事人物思想、兵書典籍理論為主導,為以研究戰法與思想共生互動為宗旨。這個共生互動的關系,可以用一個相對穩定的邏輯結構來描述,即:武器裝備的改進與發展,引發作戰方式、戰略戰術的變革,同時也促成了軍隊編制體制的調整和變化,而這變化,最終又推動了兵學理論的創新、軍事思想的升華。而兵學思想的發展,同樣要反作用于作戰指導領域,使得戰法的確立與變革能夠在理論的指導下,更趨合理、更趨成熟,以適應軍事斗爭的需要,為達成一定的戰略目標創造積極有力的條件。

例如,三代弓箭的原始性、戈斧的弱殺傷力,決定了呆板笨拙的密集大方陣作戰成為主要的作戰方式,“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尚書·牧誓》)同時也決定了車戰成為普遍的作戰樣式。這樣的戰法以及相關的戰術,這樣的以密集大方陣為中心的軍隊編組體制,其結果反映在兵學思想領域就合乎邏輯地形成了以“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軍旅以舒為主,故車不馳,徒不趨”為基本內涵的“古司馬法”軍事思想的時代特征。一樣的道理,春秋后期,隨著弩機等新型兵器的出現,功能組合型兵器如戟的普遍戰場使用,使得靈活機動的作戰方式風行于世,于是遂有兵學思想領域的革命性變遷,以“兵以詐立”為宗旨,強調“兵之情以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的《孫子兵法》遂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心位置,逐漸取代倡導“以仁為本,以禮為固”的“古司馬法”,成為兵學思想界的主宰型領袖。由此可見,我們如果順著軍事發展的內在理路與自身邏輯,按照武器裝備決定編制體制與作戰方式,作戰方式等催生兵學思想更新,這樣的邏輯結構來考察兵學理論的生成發展機制,那么就有可能真正揭示出兵學思想演進的基本規律與終極動因,對中國歷代兵學思想的文化更新序列做出正確描述,而不至于將兵學思想發展史編纂成一部由一些兵家人物、一些兵學著作的內容介紹與簡單評論呆板組裝在一起、拼湊成一盤的詞條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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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圍繞“武器裝備——作戰方式——兵學理論”這一主線與結構展開敘述的同時,尤其要注意對兵學思想發展上的階段性特點的概括與揭示。區分不同時期兵學思想的鮮明特征,探索產生這些特征背后的深層次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原因,觀察和說明該時期兵學思想較之于這之前的兵學思想傳承了什么,又改變或增益了什么,而對于其后兵學思想的發展起到了哪些作用,產生了何種影響。換言之,我們今天對歷代兵學思想的研究,其成功與否,就是看能不能跳出通常的兵學思想總結上的時代性格模糊、階段性特點籠統,大同小異,千人一面的局限,而真正把握了兵學思想的歷史演進趨勢和文化個性風貌。

例如,要認識三代以及春秋前中期的兵學思想的發展,其要領就是考察“軍禮”的主要內涵,體認“軍禮”的具體表現,從而以一馭萬,綱舉目張,“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可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要掌握春秋戰國之際的兵學思想革命的基本形態和文化特征,則無疑要圍繞“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孫子兵法·軍爭篇》)這個中心來開展,從“詭詐之道”取代“以禮為固”這個角度切入,從而總結并揭示這一時期兵學主題的革命性變換,“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這一時代特征,決定了孕育并誕生諸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等代表性經典兵書,矗立起中國兵學思想發展的第一次高峰。而兵學思想在春秋戰國之際之所以能實現這樣的突破,很顯然并不是孤立的現象,歸根結底,它不過是當時戰爭性質由爭霸轉變為兼并,政治文化上貴族精神衰微、官僚體制初建在兵學理論建設上的一種折射、一種反映。要理解戰國后期兵學思想整合融貫的時代特征,則必須結合當時整個社會思潮的嬗遞大勢來加以考察。當時,在普遍檢討學術分化的弊端“道術將為天下裂”基礎上,諸子內部、諸子之間的兼容綜合局面開始出現,這反映在兵學理論建設上,就是嚴格意義上“兵權謀家”代表《六韜》一書的面世,真正致力于汲取諸子百家之長,并積極完成兵學思想的整合:“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后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要了解秦漢時期兵學思想演變所體現的文化精神,關鍵在于必須通過考察《三略》等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兵學著作之核心內涵,來說明“大一統”帝國統治條件下兵學發展的重心轉移,即由“取天下”轉變為“治天下”“安天下”,這對應于兵學著作的宗旨調整與方向選擇,就是關注“治軍”勝過“作戰”,強調“政略”高于“兵略”。

秦漢以降,迄至今代,各個時期的兵學思想發展一樣都有其特定的主題和優先的重心。這些不同時期的主題與重心,就是我們在從事中國兵學思想發展歷史研究時應該加以特別關注與充分討論的內容。孫子有云:“備前則后寡,備后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孫子兵法·虛實篇》),這對于兵學思想史的研究同樣富有啟示意義,即在研究過程中,要切忌面面俱到,平鋪直敘,而必須以揭示和深化不同時期兵學主題為中心,以點帶面,提綱挈領,從而準確地呈現兵學思想發展的脈絡,把握兵學思想研究的關鍵。

其三,要突破兵學思想史研究中的“瓶頸”,還要求我們在具體的研究思維模式、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方面加強努力,開辟新的道路,提升新的境界。這包括:對兵學思想史的學科內涵與外延要有一個科學而清晰的界定,不能局囿于單純的思想考察,必須確立兵學思想史研究的主體性,樹立問題意識、自覺意識,使兵學思想史的獨立性得以完全體現。要對兵學思想史研究人員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致力于改變自古以來軍事與思想史兩張皮的現象:搞思想史的不怎么熟悉軍事,諳軍事的在歷史學的基本訓練方面偏弱的情況。盡量拓展兵學思想史的研究領域,在圍繞兵學思想這個核心展開研究的同時,將軍事史的其他研究對象有機地綜括結合到兵學思想研究之中,引入兵制史、軍事技術史、作戰方式、陣法戰術、兵要地理等內容,讓它們為開展兵學思想史研究提供堅強有力的支撐,增強兵學思想史研究的厚度,使得它能和軍事史的其他要素實現有機的對接,互為補充,互為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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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學思想史研究是多學科、綜合性的研究,其中歷史學與軍事學是最核心的兩大要素,這要求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在充分運用歷史方法的同時,應該盡可能地借助于軍事學的范疇、概念與方法,注重于從軍事學的角度歸納問題、分析問題、考察問題、解決問題。應該說,這正是兵學思想史研究講求科學性、學術性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條件。許多學術上的疑難問題,若能借助軍事學的原理與方法,解決起來并非是不可思議、無能為力的。如用現代軍事中的“戰略預備隊”概念詮釋“大將居中,握有余奇”的“余奇”含義,就能叫人豁然開朗、舉重若輕;又如,拿方陣戰術的基本要領來觀照“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的意義所在,同樣也是事半功倍、恰到好處。

徹底突破兵學思想研究中的“瓶頸”之思路與方法,或許在相當一個時間里并不能完全奏效,但是,它即便是無法一舉突破所謂的“瓶頸”,卻也將或多或少地起到疏通“腸梗阻”的一定作用。我深深地相信,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就有希望在兵學思想研究中超越過去僵化的模式與平庸的論調,牢牢把握住新的發展契機,從而躍上新的臺階,迎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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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樓 1205996940
軍事理論至少包括戰略層面、戰術戰法層面、戰斗搏擊能力技法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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