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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中國特有的文化鏈

[2015/3/26]
書法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形式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文人審美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當名人名帖流傳于世間,收藏者、鑒賞者在帖的前前后后留下的題跋款識、收藏印章,使原帖疊加上愈來愈多的歷史記憶,變為愈來愈長的長卷,代代因襲相傳,構成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鏈。

以乾隆命名“三希堂”的“三希”之首《快雪時晴帖》為例:該帖本為王羲之的一紙便箋手札,縱23厘米,橫14.9厘米,行書四行,28字。而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快雪時晴帖》卻是增長的長卷——后代收藏者、鑒賞者的題跋款識、收藏印章使其長度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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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跋款識、收藏印章等是由原帖衍生出來的,但當一紙數十字甚至只有數字的帖衍生為長卷,其原帖不僅是一件藝術品、一件文物,也以其題跋款識、收藏印章所記載的充滿奇跡的傳承過程,構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

在由書寫者(也可能是摹寫者、仿寫者)與收藏者、題跋者共同構建的文化鏈中,每一個傳承環節都是值得珍視的歷史片段。《快雪時晴帖》曾收藏于米芾的寶晉齋,入元內府后有趙孟頫“奉勅恭跋”的親筆。米芾乃北宋大書畫家、鑒藏家,與蘇軾黃庭堅蔡襄合稱“宋四家”,趙孟頫是宋元之交的書畫大家、“趙體”書法的一代宗師,與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并稱為楷書“四大家”。

由此可見,無論《快雪時晴帖》真偽如何,它曾被米芾、趙孟頫這樣的大家欣賞過、揣摩過,并留下了可見、可觸、可感的印鑒或字跡,這已足以令后人珍惜而神往。《快雪》帖還曾留下許多與歷史事件相聯的記載和故事。每一段題跋、每一個印章都表明原帖傳承過程中經歷的驛站,牽連著民族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

無論《快雪時晴帖》究竟是真跡還是摹本,但吸引了許多后世的名家在帖上題跋,這些題跋、印章大都是真跡,確實可貴

《快雪時晴帖》究竟是王羲之真跡還是后人摹本?如為摹本,其與真跡的相似度如何?該帖留下了諸多懸疑。穆棣先生歸納出真跡說、唐摹善本說、唐摹說、北宋以前舊摹說等四種,并著《〈快雪時晴帖〉中“達·芬奇密碼”解讀》。實際上,不惟《快雪》,哪一個由原帖及遠遠超出原帖篇幅的題跋款識組成的文化鏈不可以被視作藏有“達·芬奇密碼”式的謎?穆棣從考鑒原帖題字“君倩”非唐宋鑒賞家梁秀,而從唐初之褚遂良入手,試圖解開《快雪》之謎。

也有一些鑒賞家對原帖評價不高,如張伯駒指出:“《快雪時晴帖》為唐摹,且非唐摹中最佳者。”熊秉明甚至認為:“乾隆珍貴之至的《快雪時晴帖》就是這樣一個相當拙劣的帖”,“這帖不但是假的,而且是頗壞的臨本”,“‘快雪時晴’里第一個羲字的戈鉤就很笨拙,‘力不次’三字最顯得勉強描湊”。但熊秉明又對該帖的價值做了辨析:“在創作價值上是零;在欣賞價值上是個負數;在考據價值上尚可供參考。其唯一可取的是因有這摹本吸引了許多后世的名家在后面題跋,這些題跋、印章大都是真跡,確實可貴。”

前人書法借助紙質載體傳承千年以上,本身就構成奇跡。與石、銅等載體相比,紙質載體的存留畢竟困難得多。乾隆于《快雪時晴帖》卷首題詩五首,其中一首為:“錦囊樂毅久成煙,老子西升只廓填。獨有山陰候逘士,尚攜海水歷桑田。”歷經千載風雨滄桑、改朝換代,歷史記載中的許多人和事已無存留下來的實物作證,有物質作載體的文化遺產便格外珍貴。

乾隆的另一首題詩為:“賺得蘭亭蕭翼能,無過玉匣作昭陵。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脈而今見古朋。”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李世民遺囑以玉匣置放王羲之《蘭亭序》真跡,陪葬昭陵。乾隆慶幸《快雪時晴帖》未遭同樣命運,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他得到的《快雪帖》很有可能與傳世的《蘭亭序》同為摹本。“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脈而今見古朋”的慶幸竟使乾隆暫時放下帝王的威權,而將自己定位于“一脈而今”的文化鏈的續接者和傳承者。

由帖及題跋款識、收藏印章共同構成了承載歷史信息的文化鏈,生動顯示著中國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傳承方式,凝結著民族的歷史記憶。

握有至高權力的皇帝畢竟不同于普通的收藏者。乾隆極為喜愛《快雪時晴帖》,將其列為“三希”之首,數十年間數十次寫下題跋、題詩,還命臣子題字、作畫,于是該帖又多了“臣”某某、“臣”某某的“敬跋”、“敬書”、“敬識”。《快雪時晴帖》的盛名與皇權相聯系,它的價值得到提升,其珍貴性也因此被盲目確認。1924年,溥儀被驅趕出故宮時,竟在無數珍寶中選擇《快雪時晴帖》夾進隨身行李試圖帶走,被守門士兵搜出。此帖被清室善后委員會當作頭號“國寶”。

《快雪時晴帖》“國寶”身份的獲得很大程度上緣自皇帝的推崇。日后人們看到密布于該帖前前后后及空白處的字跡,或許會厭煩其喧賓奪主。它不但為乾隆藏入“三希堂”,而且曾經宋宣和內府、元內府收藏。政府機構的收藏為帖的保存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在文化鏈形成和傳承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在橫向傳播信息受限的漫長年代,帖的傳承具有偶然性,也因此,來自古老年代原帖與一代代人的題跋款識、收藏印章共同構成了傳奇。作為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展現在今人面前的《快雪時晴帖》長卷是一個整體。不惟《快雪時晴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也因后世收藏者、鑒賞者的題跋款識的疊加而成為長卷。

現存古帖無不具有《快雪時晴帖》類似的經歷。當原帖與后世的題跋款識呈現于同一長卷,千里之遙的空間距離與千年之遠的時間距離被拉近了,原帖的真偽優劣也似乎不很重要了。由帖及題跋款識共同承載著歷史信息的文化鏈,生動顯示著中國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傳承方式,凝結著民族的歷史記憶,理當被視為無價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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